鼓勵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科研人員發(fā)自內(nèi)心覺得做這件事是有益的。同時科學共同體會認可這種職業(yè)的行為，不會認為科研人員做科普是“不務正業(yè)”。

周忠和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我們就想開個視頻號，每周做兩條有關大健康、食品安全的短視頻，但是找專業(yè)拍攝制作團隊談了下，一條就要一兩千，這個經(jīng)費到現(xiàn)在也沒著落。”江蘇省農(nóng)業(yè)科學院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研究所所長沈奇去年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食品健康方面的科普知識推向公眾。

但是，這個愿望想要落地太難了，“除了經(jīng)費，開設公眾號還要層層審批，還得找個有興趣的科研人員專門負責。”沈奇說，最近中央各部委要求加強科普工作的表態(tài)，又讓他看到了希望。他說：“或許明年就有經(jīng)費把公眾號建起來了。”

科研人員被認為是“科學傳播的第一發(fā)球員”，做好科普原本應當是其職責之一。但是長期以來，科研人員投身科普事業(yè)的比例并不高，向公眾普及科學知識的風氣也沒有在科研圈流行起來。這其中原因為何，是缺少制度，還是缺少經(jīng)費?部分科研人員的回答或許能為國家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找到依據(jù)。

最適合做科普的人放不開手腳

鄭永春，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這個在網(wǎng)上解讀“祝融號火星車”和“月亮上的第一次發(fā)芽”的“火星叔叔”，如今已是科普領域的“網(wǎng)紅”。

“這個領域不是我主動進入的，就像我以前選專業(yè)時也是這樣，不是主動去選擇，但是有這樣的機會時我沒有抗拒它，愿意去了解它，就是通過這樣的過程慢慢進去了。”2015年，一次偶然的授課經(jīng)歷，讓鄭永春接觸到科普文章寫作，從此一步步地成為科普達人，“出了書，后來也注冊了博客，有更多的機會做更多的事情，就這樣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中國創(chuàng)造成為時代強音的今天，像鄭永春這樣的“網(wǎng)紅”科學家很少，科普是不是科研人員的分內(nèi)事仍存爭論。

近年來，多項針對科研人員參與科普情況的調(diào)查分析，得出了類似的結(jié)論——認同度高、意愿較強、行動力偏弱。最適合做科普的科研人員為何放不開手腳?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zhì)古生物研究所科學傳播中心主任王永棟研究員告訴記者，科研人員缺席科普工作主要原因他認為有兩個：首先，從客觀上來看，科普占用了科研人員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在考核中卻不算數(shù)，比如評獎不算，評職稱也可能不算，既沒有相應的崗位設置，也沒有相應的激勵機制，畢竟在科研單位大家更看重項目、論文、影響因子、人才帽子等。

其次，從主觀來說，大多數(shù)科研人員覺得科普工作不需要太深入的專業(yè)知識;同時，擔憂科普需要用到他人的成果，產(chǎn)生知識產(chǎn)權(quán)方面的糾紛，感覺與其花時間做不太熟悉的科普工作，不如專心寫自己的論文。

受訪科研人員一致認為，在現(xiàn)行的科研和人才評價體制中，科普貢獻大多是無名又無利，費力不討好。在這樣的“指揮棒”導向下，重科研輕科普的集體認知慢慢形成。

“在文化層面上，科研和科普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完全不一樣，科研文化是向內(nèi)的，它追求學術(shù)圈內(nèi)、專業(yè)圈內(nèi)的認可，科普的文化是外向的，它追求公眾的認可。”鄭永春說道。

科研人員做科普不能搞“一刀切”

既然已有的“指揮棒”忽視了科普，那么在科研考評體系中加重科普貢獻，科研人員熱情是否就一片高漲了呢?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國家已有相關鼓勵科普的政策出臺。比如《關于科研機構(gòu)和大學向社會開放開展科普活動的若干意見》，其中明確提出了建議將科學傳播的業(yè)績考核辦法視為科研人員職稱評定、崗位聘任的重要依據(jù)。但是并沒有實質(zhì)性的操作細則和硬性規(guī)定，導致政策無法落到實處。

在采訪中記者還發(fā)現(xiàn)，科研人員對建立科普考核剛性制度的建議褒貶不一。

“我原來覺得科研人員做科普是要鼓勵的，或者要建立一些制度化的激勵機制，但我現(xiàn)在越來越感覺不能一概而論。”鄭永春表示，科研人員的主業(yè)是科研，做科普不僅需要有科研背景、知識面廣、愿意分享，還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積累經(jīng)驗，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周忠和在第27屆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曾說過，行政化是一把雙刃劍，不能搞政策一刀切，比如，硬性將科普作為所有科研人員的考核指標。

沈奇則建議，可以對一個課題組、一個實驗室、一個研究所進行量化考核，倒逼團隊和單位負責人重視科普工作。

周忠和說，鼓勵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科研人員發(fā)自內(nèi)心覺得做這件事是有益的。同時科學共同體會認可這種職業(yè)的行為，不會認為科研人員做科普是“不務正業(y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氣候與應用前沿研究院院長羅京佳長期在國外工作，他告訴記者，國外科學家很樂于把自己的科研進展和相關科學知識分享出去，“寫論文不也是一種科普嗎，只不過是面向?qū)I(yè)人士的科普。既然能跟圈內(nèi)人分享，為什么不屑于向公眾科普呢?”

羅京佳表示，不同語言之間需要翻譯，不同學科之間隔行如隔山，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是公眾，也需要科普，一旦形成這種認知和科普文化，根本不需要制度來生拉硬拽。

應盡快建立科普制度體系

缺少科普經(jīng)費是采訪中記者聽到最普遍的呼聲，那么，科研單位究竟有無科普工作專項開支?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zhì)古生物所在全院120個研究所中，科學傳播指數(shù)位居前列，按說取得這樣的成績所里在人財物上投入應該很大。王永棟告訴記者，所里非常支持科學傳播工作，僅科學傳播中心今年的預算就達到近780萬元。支出費用包括幾個專業(yè)雜志的編輯出版費、圖書館文獻資料采購費、標本維護費、南京古生物博物館運行費和人員費用等。而每年的收入包括財政撥款則非常有限，收支相抵后，所里還要補貼300余萬元，這對一個主要開展基礎研究的研究所來說壓力很大。

同時，該所的科學家對科普工作也有很高的積極性。“今年5月18日，我們聘請所里20幾位研究人員作為首批科學傳播專家。”王永棟說，這批科學傳播專家積極參與了博物館的展陳大綱和展板講解詞撰寫、展臺和展品設計，參與視頻拍攝、參加科普講座和科普活動。

鄭永春建議，國家應盡快建立一套科普制度體系，像資助科研那樣資助科普，比如設立科普基金、科普人才計劃、科普成果獎勵等。“科研人員能得到項目資助和國家獎勵，也能得到同行認可，自然就會愿意投身其中。”鄭永春說。

王永棟也認為，國家可在自然科學基金中設置科學傳播項目，三大科技獎中也可以設置科學傳播獎。

同時，受訪者普遍認為科普培訓和人才培養(yǎng)必須得到重視。“我做科普和科學教育后就發(fā)現(xiàn)，這個人是學高能物理的，那個人是學應用數(shù)學的、學分析化學的，那有沒有人是學科學的?我們需要有人能夠把不同學科銜接起來、兼容起來，圍繞未來人才培養(yǎng)的角度，給予這些人才整體科學的滋養(yǎng)。”鄭永春說道。

王永棟建議，在大學的理工科專業(yè)中開設科學傳播課程作為必修課，讓學生掌握艱澀內(nèi)容通俗化的表達能力和融媒體傳播的要領和方法，將來走上工作崗位才能把成果描述清楚、傳播出去，讓全社會和普通公眾都能聽明白、看得懂、用得上。(記者 張 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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